石之瑜╱台大政治系教授（台北市)
儘管北京常想對台灣傳達善意，國人多數恐怕並不感激，因為中國民族主義與台獨全然相悖，以致北京所謂讓步，國人視之為欺騙性的。不過從長期看，北京為因應台獨不斷高漲，已不自覺在民族主義論述上有所調整，其間變化之微妙，為中國民族主義開闢了新的可能性。簡言之，中國民族主義作為歷史「起點」，正取代其作為歷史「目的」酖酖前者開放，後者封鎖。
民族主義原是現代化產物。現代人重視獨立自主，但難以平撫內心孤獨，於是對自己的族群歸屬充滿眷戀，從而產生某種依附群體的需要，形成對民族淵源、宗教、血緣、地域與語言的一元信仰。假如這類信仰能通過儀式（如祭孔大典）或象徵性事物的擬人化（如祖宗牌位）而獲得實踐，則可以治療現代人的失根感，緩和社會焦慮。但若族群歸屬的建立不是將事物擬人化，而是倒過來將人群物化，乃針對具體對象，行使壓制、清洗或排除，民族主義便淪為暴力。
準此，民族主義的建構可大別為二：起點式與目的式。起點式建構是在緬懷民族淵源，現代人若能心安於此，便可維持根的想像，不因在地理或文化上離鄉背井而空虛徬徨。所以起點式建構有助現代人面對不可知的未來，不擔心自己離散變異，甚至培養出欣賞與尊重的待人接物態度，讓好奇心取代自衛意識，寬忍異端奇說。因此起點式建構不同於前現代的祖先崇拜，祖宗崇拜讓人安於現狀，乏於探索，以致在遭逢不熟悉的事物時會感到疑懼。
目的式建構則行動意識濃厚，執著於邁向理想、淨化的民族境界，反而有著前現代的保守。這種行動意識雖也靠各種傳說、神祉、疆域或血緣的回溯，但同時更是政治方針，指揮著自以為是的現代人去扭轉據信已失落的民族，恢復光榮的集體身分。在目的論下的建構，經由挖掘傳說與重寫經典，來排斥異族，清洗汙染，挽回墮落，重劃疆域，因而阻撓現代性繼續開展。故目的式建構充滿緊張不安，以為內奸外敵環伺，對我族的現狀自卑而怨懟。
中國民族主義向來是目的式，以民族振興為職志，強調團結一統，壓制歧異分化。但近十餘年來面對兩岸變局，某種起點式建構應運而生。首先，統一不再是北京對台政策理所當然的目的。比較葉九條與江八點，前者目的意識遠較濃厚，而後者強調中國人身分的回溯。二十一世紀伊始，北京只期待台灣人回到中國人的身分起點，而避談統一。故原本不理國統綱領，到如今北京已採取國統綱領，暫緩統一行動；原本否定九二年的「各自表述一個中國」，現在則默認。五一七聲明順此趨勢：只要兩岸共享民族身分的起點，行動空間則呈現開放。
大陸內地也有類似轉變。愈來愈多地方社區在重建民族記憶，國家積極創發民族文字，消極降低對寺廟復甦的敏感，只要求民族復興活動在起點上認可中華各族共有淵源。
相對於此，海峽此岸則流行目的式建構，從而要求各族群超越舊身分來認同台灣，凝聚新國族、故有國慶日重大講話─宣告客家與福佬的原鄉是台灣，台灣的主權面積三萬六千平方公里─從時空兩方面尋求淨化與區隔。而鉅額軍購案的同時推動，剛好迴映目的論所孕育的緊張不安。
起點式民族主義比沒有民族主義，更能安定現代人的孤獨，此何以大陸目前的西化能避免過度的失根焦慮；比有歷史目的的民族主義，更能緩和衝突，此何以當前中共的政治論爭能避免過去兩派互為仇讎的激情。同理，起點式民族建構在兩岸政策上浮現，形成某種善意大氣候，使近年台獨的躍進並未激起大陸全面不安。不過，既然台灣目前捲在目的式建構的敘事中，社會焦慮，政治對立，且排除中國作為身分起點的可能性，故連帶促成大陸社會失根感的累積，與善意民族主義機緣的流失。
【2004/10/19 聯合報】
留言列表
